2025年12月2日，朱雀三号火箭在发射场做准备。受访者供图
2025年，我国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了25次，全年入轨商业卫星311颗。“商业航天快速发展为年轻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职业蓝海。”
在商业航天这个新赛道里，不同的年轻人正经历着相似的“加速”。
2017年刚入职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光卫星”）的时候，袁建富还只是一名小小的卫星测试工程师。8年过去，他已成为公司卫星气象研究室的负责人，并独立负责了多个卫星型号的总体测试方案设计。
同样用了8年，来自（以下简称“蓝箭航天”）的张蕾从一名“航天学徒”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火箭结构系统主任设计师，负责的工作也从设计火箭的一个壳段变成设计“整个火箭”的结构系统。
夏赫松的成长更快，2020年才硕士毕业的他，如今已是银河航天（北京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河航天”）的一名卫星姿轨控系统主任设计师。用他的话说：“这就相当于卫星姿轨控系统的技术设计‘总指挥’。”
“加速”的还有这个年轻的行业。从2015年国家发文明确鼓励发展以来，商业航天在中国的发展不过10年光景。2020年，中国商业航天行业产值为1万亿元，2024年增至2.3万亿元左右，复合年增长率达22.9%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提出，加快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航空航天、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。作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要部分，商业航天被寄予了很高期待。
“商业航天快速发展为年轻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职业蓝海。”中国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柯巍观察到，商业航天领域已展现出显著的“青年化”趋势，青年人才总体占比高、增速快。他说：“未来，青年人才将成为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。”
长光卫星的袁建富正在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“更灵活的创新机制”
作为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，当年，张蕾是她所在专业200多个学生中，唯一一个选择到商业航天公司就业的应届毕业生。“其他人大部分都去了航空航天研究院、航空航天‘国家队’或者是互联网‘大厂’。”张蕾说。
2015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（2015-2025年）》，明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，我国开启了“商业航天元年”的序幕。文件出台两年后，也就是2017年，张蕾离开学校、步入职场，但她当时却只听说过两家中国商业火箭公司：一个是零壹空间，一个是蓝箭航天。
“那时的中国商业航天，还在夯实基础，不管是商业火箭公司还是商业卫星公司，叫得上名的都不算多。”袁建富告诉记者，2017年左右，商业航天公司的火箭多处于技术研发阶段，卫星研制多继承了传统的标准和思路，火箭发射场在做转型，甚至配套供应商都没有几家民营企业，“可以说，从地面系统、发射场配套支撑到整个供应链，都在建设中”。
张蕾的工号是“94”，她入职时，蓝箭航天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到百人的初创公司。“造火箭是我国倾注了那么多人力、资源才能干得成的事，一个只有几十人规模的民营企业，怎么能跟‘国家队’去比？”张蕾选择投身商业航天之初，她的父母就提出了反对意见，但她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。
“美国马斯克可以做商业航天，而且做得非常不错，那我们国内企业也可以做。”在学校研究了六七年的飞行器设计，张蕾希望能在工作中把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。“更重要的是，商业航天公司不怕试错，更愿意去挑战新技术、验证新技术，是推动航天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。”张蕾认为，相较于“国家队”的稳健发展，商业航天公司在尝试创新、管理迭代等方面更加灵活，对个人来说也更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。
“更灵活的创新机制”也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投身商业航天领域的重要原因。
95后刘子腾2019年硕士毕业后进入蓝箭航天工作，现在是一名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。他坦言，当时选择商业航天，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。刘子腾说：“商业航天自带的商业属性，意味着它要在技术创新、降本增效等方面有更高、更灵活的要求，这也是做好一款商业产品的核心驱动力。”
袁建富也提到，“国家队”的研究队伍、设计方法等都已经很成熟，进去之后个人更多是负责一个比较专业的、局限的、小的领域，“跟着产品型号任务走，跟着任务规划走”。但在商业航天公司，很多机会都会给年轻人，一个人负责的岗位通常要与很多人沟通交流，打开眼界和创新的效率更高。
“在商业航天领域内，市场经济的充分、公平竞争会赋予这个行业更多活力和创造力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引入一些创新理念推动技术变革，这里也更适合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大胆创新。”袁建富对记者说。
蓝箭航天的张蕾正在工作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逸凡/摄
“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”
从2015年到现在，10多年过去了，中国的商业航天早已不是曾经那般模样。
10年前，中国商业航天企业不足10家，如今已一举跃升至超600家，技术、资本、人才等多领域均有了不小突破。就在2025年，我国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了25次，全年入轨商业卫星311颗，占我国全年入轨卫星总数的84%，还挑战了两次真正意义上的火箭可重复使用任务。
“当前，全球新一轮航天格局正加速重构，商业航天竞争趋于白热化，我国商业航天保持快速发展，从全球看可以说是‘前有领跑者，后有竞逐者’。一方面，美国商业航天持续领跑；另一方面，俄罗斯、欧盟、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在加速布局，我国既是‘追赶者’，也是‘被追赶者’。”杨柯巍说。
在蓝箭航天工作了8年多，张蕾几乎全程参与了朱雀一号、朱雀二号、朱雀三号这3款火箭型号的设计、研制和发射工作，其中朱雀二号、朱雀三号都已成功发射入轨。“那些之前选择了‘国家队’的老同学们看到我们公司的火箭发射多次取得成功，都觉得我虽然在民营企业，但是也在‘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’。”回看来时路，张蕾愈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，不光因为火箭发射取得了成功，更因为她的成长。
“朱雀一号、朱雀二号、朱雀三号……看似这些就是一个个火箭型号的名称，但实际上我们每研制一款新型号火箭，都会有很多技术创新，这些创新背后，就是航天人的自我成长。”在张蕾眼中，这个过程很有趣，很有挑战性，也值得她一直坚守在商业航天领域。
让张蕾印象最深刻的是朱雀二号遥二火箭。“之前朱雀一号未能成功入轨，朱雀二号遥一火箭也发射失利，所以我们都期盼朱雀二号遥二能成功。”张蕾回忆，当在屏幕上看到朱雀二号遥二顺利入轨，她兴奋地和同事抱在了一起，“一把鼻涕一把泪”。她说：“一是因为终于成功了，前面经历的失利情绪压抑太久了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经历了失利、归零，失利、再归零，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，我们就应该成功。”
“做这件很了不起的事”的不止张蕾，在商业航天领域，很多年轻人都在与这项年轻的事业一起成长和蜕变。
入职银河航天的第二年，夏赫松就开始独立负责一颗卫星姿轨控系统的研制。“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在‘边干边问边学’，遇到棘手难题也没有参考方案和抓手。”夏赫松回忆，那时的工作日常就是：白天做型号设计，晚上恶补知识，“单位里的前辈都是老师”。按照任务安排，这颗卫星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测试时间，但团队里年轻人居多，他们就加班加点测，“硬是把两个月干成了3个月”。
2023年年初，夏赫松负责研制的这颗卫星走下生产线，距项目立项才过去一年半左右。“一年半真的很快。”在夏赫松此前的概念里，卫星的研制周期一般在2-3年，且需要深厚的技术功底。“从学校毕业第二年，我就可以独立负责一颗卫星的分系统研制，一年半就成功把卫星研制出厂，并保障它的安全，这很有成就感。”夏赫松说。如今，这位工作刚满5年的年轻人，已经成功把3颗卫星送上天，手中还有4个卫星型号在研。
虽只比夏赫松早工作3年，但袁建富参与送上天的卫星却已经超过80颗。“第一颗是2017年，第二年参与了3颗，第四年12颗，第六年55颗……”可以说，袁建富见证了整个商业卫星制造领域从“研发”到“生产”的转变。“说白了，早些时候我们是在研发一颗卫星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技术创新迭代，现在我们是生产一批卫星。”袁建富说。
作为长光卫星第一个批量研制的卫星型号，吉林一号高分03系列卫星由研发转向批量生产的过程中，首次提出了自动化测试需求。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袁建富为此专门调研了工业领域的多项自动化测试技术，结合卫星生产工艺流程，自主设计了一套自动化测试系统，并最终应用到高分03系列64颗卫星的批量生产中，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。目前，长光卫星所用的自动化测试系统都由这套系统更新而来。
“商业航天能发展成现在这样，是我刚入行时没想到过的。”袁建富告诉记者，最开始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觉商业航天这个行业很新、不稳定，可能会有风险。但他感觉到，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，“尤其是从当下的发展环境和形势来看，商业航天的机遇确实太大了”。
银河航天的夏赫松（右一）和同事正在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更有确定性的未来
包括袁建富在内的很多人都意识到，商业航天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刘子腾的工号是“366”，“比一年还多一天”，意味着他刚入职时蓝箭航天还只有300多名员工。6年多过去，这家商业火箭公司的员工规模已经扩大到上千人，不光研制出了全球首枚实现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，还正在冲刺“商业航天第一股”。
“发展速度真的很快。”让刘子腾发出感叹的不光是企业员工规模扩大的速度，他还发现，商业航天的供应链正在一步步拓展，越来越多航天产业以外的供应商，开始投身到这个领域，成为商业航天整机厂商的供应商。“这些企业凭借创新和努力，实现了在降本的同时，满足了航天产业对产品更高的可靠性指标要求。”他说。
在商业卫星公司工作的夏赫松，对于产业链、供应链拓展的感受更加强烈。他观察到，以前公司采购单机、元器件等多以航天五院、航天八院等传统的“国家队”配套供应商为主，后面随着越来越多民营供应商的出现，选择更加多元了，供应链成本和产品研制周期也有了显著降低。“现在卫星研制已经进入批量化生产阶段，也在不断借鉴汽车制造的经验，供应链体系越来越完整。”夏赫松说。
除了整个商业航天产业的形态，更积极的变化来自政策。2024年、2025年，“商业航天”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措辞从“培育”变到“推动”，商业航天站上了“新兴产业”这个新坐标。2025年11月，国家航天局印发《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（2025-2027年）》，提出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，加快形成航天新质生产力，实现航天发展效能整体提升，有力支撑航天强国建设。不久后，国家航天局成立商业航天司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，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迎来专职监管机构。
“我国的商业航天发展环境，已经从初期的‘鼓励支持为主’转向‘支持发展与规范治理并重’，加速进入更高质量、更可持续的成长轨道，‘创新’‘协同’‘安全’成为发展主基调。”在杨柯巍看来，这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，“尤其是商业航天作为高技术、高投入、高风险产业，只有高水平安全才能保证其高质量发展”。
一系列积极的变化背后，这群在商业航天领域摸爬滚打的年轻人，看到了一个更有确定性的未来。
蓝箭航天位于浙江湖州的制造工厂。受访者供图
刚工作时，夏赫松对于中国商业航天能发展成什么样抱有疑虑，他不确定商业航天在中国的市场大不大，自己能不能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。“这种不确定性已经很小了。”夏赫松告诉记者，他现在更确定的是，整个中国商业航天会快速发展，“未来5年或者10年，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”。
袁建富也对未来充满信心。他说：“能看到，国家对商业航天的态度正由‘鼓励发展’转向‘体系化推进’。随着越来越多资本、人才的涌入，各级政府相关支持政策的落地，卫星互联网、空间数据应用等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，乃至太空旅游也会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，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很广阔。”
进入2026年，中国商业航天也开启了“第二个十年”。近段时间，业内已经传来了一连串的新动向。比如，作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高地，2026年，北京将全生态链推进商业航天发展。近日，北京火箭大街项目完成竣工备案，正式进入交付启用阶段。未来，这里将提供星箭研发、试验、智能制造、空天地一体化运控、产业培育和公共服务等10余项共享服务，精准适配商业航天全链条发展需求。
就在前不久，我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申报了总规模超20万颗卫星的卫星网络资料。
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孔得建表示，中国已申报大量卫星频轨资料，但仅申报不等于占有。根据国际电信联盟规则，必须在限期内实际部署卫星系统，才能最终确权。因此，在新型举国体制背景下，我国必须加快推动太空基础设施建设，尽快实现从“纸面申报”到“在轨部署”的实质转化，才能真正抢占频轨资源。
“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了，仅靠‘国家队’很难完成这种量级的卫星批量化生产、发射，一定要靠商业航天和‘国家队’联手来做这件事。”夏赫松说。刘子腾也表示，可以预见，在未来5-10年内，我国卫星、火箭的发射需求将日益增长，“甚至可能呈指数型增长”。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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